凤凰艺术 2017盘点 | 肆：数字时代，艺术世界的“假新闻”与“后真相”
假新闻与后真相——2017年度盘点
在数字化生存时代
种种事件快速地产生、发酵、消失
“谣言”满布
假新闻与后真相成为年度主题
而此时此地的中国艺术
又何以成史？
啊！真相！
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有“现代英语权威”之称的《柯林斯英语词典》在调查了 45 亿个词汇后发现，Fake News（假新闻）一词的使用频率比前年增长了 365%，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年度词汇。
无论是2016年牛津词典选出的“后真相”（“在客观事实和证据面前的抗拒态度”，或者“相信事实外某人愿意相信的事情”），还是假新闻（“时常带有嘘头的，并包含错误报道和错误信息的新闻”），它们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在当选和选举进程中的言辞举动而被大幅提起，最初极具政治特点，随后其含义也扩展到其它生活领域——与“吃瓜群众”面面相觑，或是成为了大众的抚慰或刺激来源。
▲ 《纽约时报》广告
在这一年，同样重要的还有美国新闻媒体《纽约时报》在十年后重新为自己做起了广告——一个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价值200万至230万美元的30秒广告位，主题：
“The Truth Is Hard”（真相难寻）。
即便这些词汇均来自英语世界，但它早已呈现出蔓延全球的趋势。它与数字化时代同源而出，是大量的信息、图像与声音所产生的背反与逆论。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实验室资深媒体经济学家Ken Doctor在年度预测中写道： “公众可能还尚未意识到这一年发生的新闻事件和新闻报道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们越来越没有耐心和精力去阅读一篇富有洞察力和见解的文章或是新闻报道。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距离真相越来越远。”
而对于阿瑟·丹托笔下的“艺术世界”而言，“假新闻”与“后真相”则指向的是对于艺术作品、艺术展览与艺术事件进行价值判断与宣传时，有意无意的失语与误读。以及在当下的数字时代，媒体与个体又该如何进行美术史书写。在“凤凰艺术”2017年终盘点系列中，本篇将对这些问题予以叙述与梳理。此外，我们深刻地了解当代艺术的发展变化与社会形态和面貌的变化密不可分，但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针对艺术世界内部的“假新闻”与“后真相”。
艺术世界的事件与新闻
一般而言，新闻作为一种以叙事为主的文体，它的基本要素被概括为“5W+1H”，即：谁（Who）、何时（When）、何地（Where）、何事（What）为何（Why）、过程如何（How）。它被要求用最为简单准确的词汇描述事实与现象——或是“真相”。对于社会、经济、政治等新闻种类而言，这些要素在最终呈现的逻辑上具有强线性关系，共同构成了一个个“真相”本身。
▲ 特朗普推特批评主流媒体“虚假”
但对于艺术世界来说，简单的六要素常常并不能与对艺术类新闻或报道的要求相匹配——艺术的逻辑与对象常常是抽象的。一方面，艺术领域的主体：艺术作品，意义往往隐于表面关系之后。“谁在哪里做了什么”的展览通讯不仅无法清晰地叙述作品，在当下数字时代，它也被微信朋友圈所取代——转发一段介绍或是一张海报，每个人都已成为了这一“新闻”的生产者与传播者。更不用提，人工智能如今已在新闻领域被用以处理这类基础性及数据性的新闻整理与推送。
在另一方面，对于艺术类新闻“真假”的判断同样与纯正的新闻领域有所不同。《今日美国》在近期的声明中指出，截至11月中旬，特朗普办公室在任职的298天内发表了1628个误导性声明或虚假声明，并将他没有达成的承诺一一列举。然而，对于艺术作品与展览的声明与描述，却常常没有一种寻常意义上的结果来对它进行证伪——它依靠直观感受、语境与艺术史的阐释，从而以语境化的文本身份出现，而不是纯自然的文本。
一般来说，中国当代艺术世界中事件的接收与推发大多在微信这一平台中发生，其它网页与app上产生的内容也最终在微信端被分享、传播。这种纯粹性，或是滞后性，使得获取艺术类资讯文章并不容易受到平台自身的冲击，它几乎不受如今日头条或类似技术算法对于内容分发排列的限制。但在另一方面，其内容本身成为了一种纯粹的风险。
“谣言”与其同谋
苏格拉底曾经抗议任何帮助人们以书面方式表达自己想法的技术，声称“书面文字是记忆的敌人”；几个世纪以后，德国加密学家约翰内斯·特里米修斯（Johannes Trithemius）大声疾呼，印刷机将对负责誊写宗教文本的僧侣的诚实性造成不利影响而在如今的电子文化时代，一切信息与思考都不断的在传播中被改写与编辑，而当其碎片化地落在每个个人节点上时，它已与起点面貌截然不同。
如今，新闻“中立性”的丧失也常常被认为是“假新闻”的佐证——“假新闻”不仅仅指代那些凭空捏造的新闻，更多地指的是出于政治目的或商业利益编造的新闻报道。在实践中，人们还会用“假新闻”指代那些带偏见的新闻、党派言论，以及政客们虚假的言论。这些新闻通常在社交媒体或其他平台传播，然后被新闻媒体放大。
与之相对的，则是艺术世界中常见的新闻通稿与艺术家话语。要素简单联结的形式已渐渐被取代，时代要求艺术媒体承担更多的职责。但在此时，在描述一件作品、一场展览，或是一名艺术家时，在明显的“谄媚”外，怎样的方法是“客观中立”的？而不是某种“假新闻”或是“谣言”？
从图像本质的角度而言，如果说幻灯机与照片对于作品的描述，被纳尔逊认为是代表了美术史教学与研究从“以语言为基础”到“以视觉为基础”的重要转变，并产生了祛魅的效果：幻灯片不但提供了立论的证据，更主要的是决定了阐释的结构，成为知识生产中的一个主导因素（巫鸿）。
那么，当下愈加发达的移动摄像与视频技术，则是对于拍摄对象的重新赋魅：通过不同角度（甚至360度或VR）的选择，将作品以一种更加神秘好看的片段面貌呈现出来——“不自觉地把整体环境压缩为经过选择的图像”。
而就文字来说，“客观中立”是新闻稿吗？
肯定不是。同样需要质疑的还有以新闻稿为基础的文稿演绎，因为这同样会陷入一个预设的立场与逻辑中，而难以对其进行本质性的反思，与画册无异；
是过于抒情化的氛围营造或是空中楼阁般专业词汇的堆砌吗？
也不是。这同样是一种无意义的虚假；
是艺术家的采访吗？
或许。但这要求双方的坦诚，同时还要在过程中保持头脑的清醒——口语交流时，输出者所隐含的权威性与感染力要比书面与网络文字更为强大，时刻进行思考，才能避免再次被带入新闻稿式的“陷阱”中，最终，在保持采访文字不被改动的情况下，仍需将言语与作品和展览自身相对照；
是感受与观点吗？
似乎是。但这同样需要专业性与中立性，无论褒贬，都要避免情绪性与功利性，以防成为某种“谣言”的“同谋”。
11月底，知名的网络英语词典《词典网》（Dictionary.com）也选出了他们的年度词汇，答案是complicit（同谋）。这一词汇直指“后真相”与“假新闻”中的庶民狂欢，在他们看来，谣言的产生、传播与对于真相的掩盖，来源于每一个在日常中有意无意充当同谋的节点。
每个人都是同谋
传播学学者胡泳曾经从谣言的众多定义中总结出了几个普遍特征：首先，谣言是一种信息或命题，它赋予与现实相关的某人、某事或某个条件一些新的因素。其次，谣言是口口相传的，其内容的真实性未经证实。最后，谣言的目的是使人相信。这些特征为我们勾勒出谣言的大致轮廓。那么，谣言为什么会传播呢？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在两人合著的《谣言心理学》一书中，他们提出了一个谣言传播的公式，即
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
在此语境下，“重要性”指的是并不完全是事件本身的重要性，而是它与传播和接受谣言的人的相关度；而模糊性则是谣言滋生的温床，如果事件本身缺乏足够的细节，或者缺乏完善这些细节的渠道，谣言便成为了“真相”的一种替代或补充。
从这一角度而言，艺术世界中“谣言”的产生与传播也有了某种理论依据。艺术，可谓是世界上最为隐性生产的几大领域之一，语焉不详与极具抽象性的表现与阐释，使其天生具有神秘性；
而中国当代艺术圈的体量大小与江湖状态，也使得公式中“相关度”的数值非常之高——在某种程度上，艺术媒体的用户、读者、广告商与报道对象都是同一批人，这使得其传播与交流机制颇受影响。而内容的接收者对于一条推送的转发传播，其目的也常常是在熟人的强连接中起到维持作用，以获取情感支持、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
这一困境产生了两种后果：一方面，对于内容的生产者而言，不得不在政治审查外，不同程度地妥协于资本与社会关系，这同样让内容滑入推广自身商业利益的漩涡，而丧失了其有效性与独立性；另一方面，对于内容的接收者而言，在社会政治外，除却集中于艺术品价格上的狂欢，人们大多只乐于阅读转发与自己相关的文章，或是那些自己试图保持社会关系的人物文章，亦或是陷入情绪绑架的漩涡——翻开朋友圈，每页都写着这么几个字：“祝贺”、“感谢”！
于是，大量嘈杂、同质又缺乏理性的语言构成了环境，进而甚至构成了“事实”本身。而对于艺术家、艺术展览、艺术作品与理论的“真相”，却进入了混沌现代主义中，“后真相”的淡漠时代。
后真相的淡漠
如果说在网络与中国艺术最为火热接轨的那几年，从tom艺术网到artbaba和微博，产生了大量的关注、对话与争论（或是约架）；对于当下，尤其是2017年来说，波澜却都渐渐归为一潭死水。
在表面看来，艺术交流、讲座与对谈仍然纷呈，但其也大多是持相同观点或相同圈子的自说自话。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闭塞与淡漠——当下人们已经懒得再去计较与争论，除却情绪化的输出与个人攻击，在理性与健康讨论的层面颇无建树。不如各自找到各自的路数与金主，河水不犯井水，成为了一条条各行其道的、风格与圈子固定的平行世界。
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他们在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和社交网络上流于情绪化的口诛笔伐中，不仅因此丧失了判断真假的能力，也丧失了认知“什么才是好的艺术作品”的机会与能力。在这样的后真相时代，我们看到的景象是：各占山头的自说自话。一方面，你或许并不在意我相不相信；另一方面，你可能不管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
而在网络对话断裂的语境下，媒体与自媒体们难辞其咎，其背后则是艺术世界中对话与批评的失语。即便在顾爷“当代艺术是大便”与葛宇路事件中，大量公众言论产生，但这也大多源于教育的缺失与网络时代的特质——100年前可以引起广泛效应的争论还停留在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学人之间，而在如今，只要文章的标题够惊悚、情绪够强烈、标签够牢固，任何人都可以左右着大众的情感与动作。
在这个数字化生存的时代，数字媒介放大了每一个人的感受，情绪是廉价的，大众可以被轻易地煽动、引导和贴标签。但在另一方面，这也只是某种类似艺术世界权力结构“外层”的喧嚣，而掌握话语权的“中心”，大多岿然不动。
在后真相时代，真相变得无关紧要，“知道一件事是否是真的”让位于“感觉一件事是否是真的”，重要的是感觉上很多人都这么认为。这种修辞被脱口秀主持人Stephen Colbert称为“truthiness”，意思是，“看似是真的”或者“感觉上是真的”，而这种感觉和事实之间，可能完全没有相关性。
于是，我们看到。无论是个人的朋友圈，还是媒体的文章推送，对于一场展览的描述常常被“宾朋满座”、“大咖云集”与嘉宾合影所湮没。抛却大量抒情化与产品说明式的文字，展览现场的观看效果到底如何？作品是否感人有力？其本身与对其的评判，是否可以在历史的维度中有所建树？其价值究竟何在，它又因何得以进入或被拒绝进入艺术史？
当代何以成史？
倘若有人妨碍我们观看它，我们就被剥夺了属于我们的历史。——约翰·伯格
在被展览史构成的当代史中，对于一场场展览的价值判断积累，是黄专“当代何以成史”的基础要素。2017年，参与人数最多的事件之一应属古根海姆的“1989年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不可否认的是，这场展览所呈现的是西方视角下的中国当代艺术史，无论展览有效与否，它代表了一种艺术史观。
但在其中，一些曾被列为中国当代艺术史中重要人物的艺术家却在此次展览中缺席，而一些艺术家在国际拍卖市场的高低走势，也被认为是判断他们究竟是否具有艺术史价值的佐证。
在这一困境中，策展人、批评家、艺术家与媒体的身影都有所浮现，而更为关键的问题是，究竟哪种事实痕迹是可以被记入艺术史中的真相？互联网在短短二十几年内，累积的信息量已经远超之前几十万年在石头、竹简、铭文和各种书籍中的信息量总和。但其中的背反在于，物理留存的痕迹虽然受体量所限，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是经久不衰的；而数字时代的痕迹中即便信息量远超以往，但它也是脆弱的、模糊的、易碎的——数据可以被轻易地生产，也可以被更加轻易地抹除。
在此状态下，艺术史该以何种面貌被书写，又被谁书写？时代过去，艺术世界又剩下了什么？
一般来讲，互联网的兴起被认为是艺术家的福音，极具扩散性与直达性的交流生产模式，赋予了艺术家得以绕开工业技术时代与印刷传播时代中固有系统的机会和能力。在数字时代，他们可以与观者直接对话，而不必受限于过往的协作系统中的其它“中介”。
然而，就如富兰克林·弗尔在《没有思想的世界：大型科技公司的存在威胁》（World Without Mind: The Existential Threat of Big Tech）一书中所写，“它应该消灭所谓的‘守门人’——那些大型制片人和唱片公司，他们曾决定着哪些电影和音乐得到广泛传播......然而，GAFA四巨头（Google、亚马逊、Facebook和苹果）并未消灭守门人，只是取而代之罢了。国家并未变得更加平等，贫富差距反而越来越大，今天想要干预选举比1876年更容易，并且还能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弗尔写道：它们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守门人”。
从结果上看，特朗普口中的假新闻或者负面新闻并没有伤害到他，反而让其关注度居高不下，乃至侧面帮助了他的胜选。然而，艺术世界的“假新闻”与“后真相”们或许并没有社会问题那么刺痛，但对于艺术史生态而言，仍然是极具破坏性。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化的载体在变，艺术的形式也在变，人们对知识的渴求有增无减，艺术也在不断地内爆于社会的各个领域。然而我们却发现，假新闻与谣言却来自内部，我们自己成为了阻止美术史书写的守门人，而数字化完全放大了这一现象。
1968年，小马丁·路德·金这样说到：“最终，我们会记住的不是敌人的话语，而是朋友的沉默”。于是，TED演讲者、小学教师克林特·史密斯向他的学生们写下了四个原则：
批判性的阅读，有意识的写作，清晰的言语，说实话。
（部分图文来源于网络，致谢全媒派、钛媒体、界面文化及VICE等）
（凤凰艺术 独家盘点 撰文/王家北 责编/d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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